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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外商由合资转向独资的原因分析

外商独资企业增多，合资企业纷纷独资和谋求控股的现象，应该说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我国政府、企业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却并没有引起各方应有的关注。 
 
事实上，从1997上半年独资企业合同外资第一次超过合资企业起，至今这一现象已持续了4年。1998年独资企业实际外资额第一次超过合资企业；99年实际到位外资中，合资企业比前一年下降了近8％，独资企业却上升了22.5％；到2001年，根据其1－10月的外资统计，新批外商独资项目比合资多出70％，投资额更超过合资企业的2倍。 
 
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合资企业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一直占有绝对优势，比例一般能占到70－80％，也因此有“合资中国”之称。至今两大投资形式上演如此的乾坤大逆转，对于年引资额一直处于世界第二的中国而言，其背后的意义自然干系重大，不可不察。 
 
合资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果新建独资企业剧增，已有合资企业也在通过各种形式纷纷谋求独资或控股。宝洁与北京日化二厂分道扬镳，并给自己广州一家合资企业象征性地留下1％的股份；西门子对中国境内多家合资企业发力增资，使其旗下45家合资公司控股率达到90％；再加上达能控股乐百氏；阿尔卡特以并购控股上海贝尔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当下境内外企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方合资者尴尬的优势缺失和无奈的黯然离场，特别是那些发生在合资3－5年后，企业度过亏损期走向赢利阶段的“离异”，更使不少中方企业“悲愤交加”。 
 
而如果仅以“弃妇”心理揣度外方，认为其以实力压人、始乱终弃，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中则显得既不理智，也于事无益，因为很显然，无论增资还是购并，这一切都是建之于实力基础上的市场行为，而非不讲礼的强买强卖，你不想被甩掉，就得拿出不被甩掉的实力。 
 
分析外商纷纷由合资转向独资的原因，无非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变化所致。外资进入之初，由于开放程度低，国内很多行业不允许独资，合资是外方进入中国的惟一选择，以此为背景进入中国的外资，一旦政策限制取消，企业走向独资则是必然。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走向独资实际上是对中国特定时期非市场行为的一种纠偏。 
 
其次是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结果。中国在开放之初，由于市场化程度低，企业运作赖以存在的各种要素均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早期进入中国的企业在政府关系、政策法律、销售渠道及人才等方面对中国市场均存在着很大的不适应，而选择合资，则可以在这些方面获得较好的解决方案。就像一个外来者进入陌生地需要导游一样，不少中方合资者在特定的时期充任了这一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内的投资环境与国际日益接轨，加之合资中的外方对国内情况越来越熟悉，已能够很好地解决政策法律、政府关系、销售渠道等问题，“导游”的作用变得可有可无，在此情况下，甩掉“导游”就成为必然，无疑，这是一种市场行为，在实力决定一切的市场中，你有的我也有，我有的你却没有，我凭什么要带你玩？ 
 
第三个原因来自合资双方在企业文化、管理方面的分歧。一方注重的是如何获取最大利润，并把合资企业纳入其全球战略系统，另一方在乎的则是就业、稳定甚至政绩等很多非市场因素，思维不同造成合资双方相互掣肘，以至贻误商机。 
 
 “导游”作用已失而费用渐涨，结果自然是一方想尽办法要独自飞翔。所以，没能在合资过程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增加自己在合作天平上的砝码，从而被飞速发展的企业快车甩下，是此次独资潮里大部分中方合作者被甩掉的真正原因。 
 
 “你永远不要期待一个喝计划经济奶水长大的人习惯市场经济思维”——在经历了一系列痛苦的管理摩擦终于走向独资后，某合资企业的外方管理者说了这样一句话。话说得如此绝对，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真的已使我们如此冥顽不化？ 
 
而事实上，穷则思变几乎是人的一种本性。穷而不思进取，在少数人那里可能是性格使然，而如果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则必须反思我们企业赖以存在的外部体制和内部机制。 
 
政绩、地方税收、就业等诸多因素，使得地方政府往往干预合资企业里中方的决策，从而造成中方决策的非市场化取向。类似的情况，可以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国内各合资企业中，这种无奈与尴尬，同中方在企业管理中种种自身弊病纠合在一起，成为合资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 
 
开明评价理性反思在如何看待目前独资企业增加，合资企业纷纷独资的问题上，国内各界的看法可以用“轻松开明”来形容，少有1996年外资高速增长时高呼“狼来了”的悲壮与紧张。 
 
 “不管合资还是独资，既然在中国，就是中国企业，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国家有《外资产业指导目录》，只要不违反其规定，就没有必要担心产业安全”——可以说，外经贸部研究院的王志乐教授的观点相当有代表性。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朱恒源从这里面看出了国内投资环境的进步。至于是否会造成技术引进上的缺憾，他认为应该从更开阔的视野看这个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技术的载体是人，独资企业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人才的本土化，而拥有技术的人才是可以流动的。如果国内企业有实力，通过人才流动获得技术不是一件难事。 
 
工业联合会的冯宝珊处长在肯定了上述看法的同时，也认为我们合资企业的中方领导及地方政府的责任心也有待加强，要从企业利益出发，尽可能地增强自身实力，从而在合资中占据主动，而不是一再地放弃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正如外经贸研究院的马宇所言，我们引进外资，目的不是引进其技术和管理，而是通过引进技术管理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而目前合资企业的中方之所以被甩掉，正是由于在合资过程中忽视自身竞争力的提高所致，也因此，在如何评价当前这一独资潮流问题上，是否有利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目前我国每年的外资引进额度约为400—450亿美元，专家预计，今后几年，我国的外资引进还会继续增长，但增幅不会太大：一是因为目前国内外资基数已较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小型外资的投资空间已不是很大；二是国内较高的储蓄率使得国内资金匮乏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三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投资环境和百姓购买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资形成制约；再有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流动资金的争夺日趋激烈。 
 
而即便保持现有的引资规模，以其中1／4为合资企业计，我国年合资金额也有100亿美元，如何吸取以往合资中失败的教训，使这笔资金对我国的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则是我们的管理者和企业界人士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魏涛来源：中国贸易报